侗族是如何形成的

侗族先民，是越人。这几乎被所有学者认同，毫无异议，只是在越人源头支系这里存有争议。

放着争议先不说，湖南道县、江西庐山稻作文化考古发现，再次证明了一万年前越人的稻作文化已经开始。洞庭湖周边至沅水、澧水流域，是稻作文明的发源地之一。

差不多同时，广西隆安、武鸣的稻作文化考古发现，也显示了越人早期的稻作文化。其时期也是相当早，也在万年前开始的。因此，这里也是稻作文明的发源地之一。

根据闻一多先生的研究，古代百越虽然支系繁多，但有个总根，有共同起源。从广西、湖南、江西等地的早期稻作文化发现分布来看，他们的稻作文化，恐怕是在分化前已经发展出来了。

七千年前，浙江河姆渡、湖南高庙都出土有稻作文化符号。显然，她们是继承了万年前已然发生的稻作文化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湖南高庙文化，应该与苗瑶相关，因为湖南有苗族。但事实上，六千年前的湖南地面，并没有苗瑶族系。那时候的苗瑶族系，生活在北方。

当然，湖南、江西的这方面考古发现，无法证明与侗族有紧密联系。我们仍然不知道侗族，是从越人的哪一支发展而来。我们得继续沿着时间顺序去寻找，找那些跟今天更靠近的资料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骆越人迁入都柳江上游，来到今榕江、从江、三江一带。秦军南征岭南之后，设桂林郡、南海郡、象郡三郡，其中以骆越为主体的是象郡。象郡的范围，包括了都柳江上游，包括榕江、从江、三江西部，同时也包括了五溪之地。而五溪之地，是今天侗族生活的地方。

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，楚国南拓，黔人进入五溪，楚人第一次跟黔人接触。楚国在此设黔中郡。黔中郡的中心城，便是黔城。

历史上，“黔城”有两座，其实就是不同时期黔中郡的中心地带。先秦时期楚国设的黔中郡，黔城在辰州沅陵西二十里（《括地志》等史籍有明确记载）。秦代的黔中郡，中心城移到怀化南八十里。

秦代黔中郡地面范围，是数千年来侗族人口汇聚之地。五溪越人正是以此为中心扩散开的。唐代，侗族首领杨再思先据叙州，后来据黔城，当时黔城就是黔中地方的中心城。随后，杨再思把黔中的中心从黔城南移到了诚州（靖州）——杨再思南移中心城，与五代时期楚国的开拓有关。至此，诚州（靖州）已经成为侗人的新中心。可以见得，除了南下的汉人、苗人，黔中郡的南方居民，正是侗族的先祖——越人。这里，“越人”和“黔民”、今天“侗族主体”，是重合关系的。所谓“黔人进入五溪”，笔者认为，正是越人从象郡故地都柳江上游北迁，进入五溪。“黔”字古音，与侗族自称gaeml完全吻合。

黔民所居，基本都是河边。河水多以其民得名，称黔江。“黔江”之名，在广西、湖南、贵州均有分布，且都距离今天侗族居之地不远，甚至就在侗乡，比如说靖州、会同、洪江一带。洪江古城又名黔阳。广西柳州至贵港一带的珠江河段，称黔江，去梧州非常近。笔者认为，这里就是侗族古歌陈述迁徙的出发之地——梧州、贵港一带。

笔者认为，黔民跟侗族关系密切。先秦时代，象郡早期越人北迁进入都柳江上游的榕江、从江、三江，并且从这里迁去黎平、通道、靖州，到达五溪之地。此人群，应与高庙、洞庭湖越人应该是不同支系。至此，我们考究侗族先民，可能要多去考究象郡的骆越人、进入五溪的越人。高庙文化创造者、洞庭湖一带的越人，可能与侗族有关，但关系似乎会远一些。

五溪之地，尤其提靖州。《史记》中提，秦军屯兵“塞”镡城。镡城，大体方位就在靖州、黎平一带，学者们比较认可在靖州县城西南一带。此地应为骆越人所居。

与“镡城”相似，柳州曾名“潭城”。公元前111年，西汉在这里设了潭中县，属郁林郡，潭中县得名于潭水（潭水，包括今天的融江、柳江、黔江）。潭中县包括了今天的柳州市、柳江、柳城、鹿寨、罗城、融安、融水、来宾，还有永福的局部地区，县中心城便是潭城。

此“潭”与“镡”应为通假，古汉人用汉字记录地方发音。也即，“潭”与“镡”实际是当地古越语发音，应是今天侗族旦支系的自称词Danx. 据此，秦汉时期都柳江流域柳州一带的越人，很可能是构成今天侗族的旦侗先祖。当然，这仅仅是一种推测，还有待进一步证实或者证虚。

春秋战国时期象郡移民——五溪黔民，由于有镡城记载，故他们当中或有旦侗先祖。

概况来说，五溪黔民和潭中地区（都柳江中下游）的旦民，应该是构成今天侗族较早的一部分。再细致去分析，五溪黔民，很可能是今天绞侗、佬侗的来源。具体是：象郡之内，久居都柳江上游榕江、从江、三江一带的那部分，发展为今天佬侗支系。五溪一带的部分越人则演变为今天的绞侗支系。换句话说，佬侗和绞侗同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象郡之地——都柳江上游的骆越人。自从一部分迁入五溪之后，这部分骆越人便逐渐走向分化，形成两支。

由上述可见，侗族自称词Gaeml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。

潭中（都柳江中下游）地区为旦侗先祖栖息地，或是西瓯之后。在先秦至秦汉时期，广西中部、北部大多是西瓯越人，具体可对应到今天的柳州、桂林、河池、来宾等地。而潭中地区正好在这个范围内。随着秦军南下，汉人不断南下，不少旦民逆流北上都柳江进入今天的从江、三江、龙胜一带，也有一部分南下出海，发展成为今天粤西、桂东、海南的疍（dàn）家人。

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秦汉时期曾经属于象郡的都柳江上游，跟潭中地区并没有明显的地理阻隔，反倒是河道贯穿期间。象郡故地的越人跟潭中的越人，仍然是可以顺利实现互通的，也即，佬侗与旦侗，长期比邻，甚至不排除有杂居。今天的佬侗和旦侗，也是这种比邻、杂居的格局。

秦汉时期的潭中地区越人可以翻山到达五溪，跟五溪地区的旦侗先民、绞侗先民交流的。今天的三江、龙胜一带侗族，哪怕不借助现代公路网，也能顺畅地往返于通道、三江、龙胜之间。

综上所述，秦汉时期，侗族三大支系已经遍布湘黔桂三省交界地，但是，他们还不能称得上是一个民族。从秦汉至隋唐，三大支系分布在三省区交界地，各自为政，互相声援，但一直没有形成一体化，直到唐代另一部分越人北迁湘黔桂才逐步实现。

唐代中后期，一群旧越后裔从梧州贵港一带出发，沿黔江、融江，走水路，到达都柳江上游的三江、从江、榕江一带。这就是侗族民间古歌说的《祖公上河》。

古歌中有提到，他们到达三江、从江时，看到了这里的同族系村寨，遇上了原先住在这里的居民，显然，他们遇上了早在先秦至秦汉就迁来的同源兄弟。不少学者认为，此次从梧州迁来其实是他们内部迁徙。这是合理的。从梧州来的那部分人，并不是去开发一个完完全全崭新的世界。

这批从梧州来的越人，他们当中有个能人叫杏尼。他们到这里就见到了不少本地的同系人，且能通话。杏尼扛起了反抗黑暗官府的斗争旗帜，第一次团结了湘黔桂各地越人，转战多个村寨，把诸越组织到一起。这是越人各支走向一体化的开始。如果杏尼他们到来后，才有侗寨，那么，短期内怎么可能建立起那么多个侗寨？如此，就不可能转战多个侗寨，显然，在杏尼到来之前，这里已经是侗乡了。

作为首领，诸越部的统领者，杏尼后来被奉为始祖老奶奶，侗族最高女神，即萨岁。萨岁这个文化符号的最终形成，标志了一个崭新民族——侗族的形成。唐末，杨再思又一次拥有了整个侗乡，明初吴勉再次席卷整个侗乡。这一次次的大规模协同作战，不断密切了侗族不同支系的联系，不断强化了她的整体性。现代民族——侗族是如此不断形成的。